新动能将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格局
2017-11-09 00:00:00 上海证券报
随着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走稳，有关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周期”的议论又开始出现。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外的“周期理论”套用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上。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适度放缓，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仍处于结构调整的过关期，但不排除“L”形增长过程中的“W”形波动。不过，新动能的快速发展虽然可以部分抵消经济结构调整、传统产能减弱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但尚不足以使经济呈“V”形反弹或全面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
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起逐年下降，但2016年下半年出现弱复苏，2017年前三季度GDP增长分别为6.9%、6.9%和6.8%。随着GDP增速走稳，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进入“新周期”的议论又开始出现。部分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已走完增速换挡期，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将重回高速增长轨道，其主要理由在于供给出清和需求复苏；但更多专家学者则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7年中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未来“L”形增长的探底过程仍将持续。那么，如何看待“新周期”这个话题？如何依据中国经济基本面来观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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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外相关的研究，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周期》（1939）一书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三种经济周期，即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和3年左右的基钦周期。库兹涅兹通过对1930年之前美国经济数据的系统整理，发现了一个约2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特征。后人将两者整合，发展出了“四周期嵌套理论”。
尽管有关经济周期的研究文献相当繁杂，但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波动的周期规律性是有限的。比如，1930年以前美国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较为明显，大约是18年一个周期，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移民政策变化的结果。二战以后，美国经济中服务业比例大幅上升，服务业的周期波动性远比工业要低，因此二战后美国经济波动发生的时间间隔的随机性更强，不能简单套用战前的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来分析了。当前，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已经转向经济波动的内生机制上来，尤其是需求在短期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梳理当前国内关于“新周期”的辩论，可将各自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关于当前新的周期形态是否已产生的相关争议。有观点认为，新周期不同于旧周期，它是由非理性增长转到理性增长的。这个周期更多是以提质增效、美化环境、增进民众福祉为重点的新周期，不同于以往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债务、追求高增长的时期。持相反观点的人士则认为，当前经济增长方式动力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还主要靠投资拉动，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尽管民间投资增速上升较多，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民间投资缺乏可持续性。
第二类是针对中国经济目前究竟处在周期的什么阶段的相关论议。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仍在L形增长的平台期，但终端需求已经趋于稳定，一是它脱离了过去长达7年的下行轨道，会逐步稳定并进入L形的底部；二是经济波动幅度会比以前明显收窄，进入稳定增长期。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重返高速增长阶段，当前处于新周期的起点，其理由是：第一，新周期需求的复苏是超预期的；第二是供给的出清；第三是新政治周期的开始。但最近的观点已经收敛到“产能周期”，即新周期不是U形的复苏，而是经济L形下的供给出清；新周期的核心是从产能过剩到供给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龙头资产负债表修复为新产能周期积蓄力量。
笔者认为，第一，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外的“周期理论”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是受全球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中国人口红利减退、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长期看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传统周期理论无法对这样的变化给出适当的解释，因为这是一种增长平台的转换，或者是增长阶段的转换。这种现象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所特有的，与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周期现象不是一回事。
第二，“新周期”需要有更明确、清晰的界定，否则会带来一定的认识混乱。有人把新周期视为与过去7年回落相对应的大幅反弹，并认为触底以后经济增速会明显回升，甚至重返高增长轨道。实际上，这种看法仍然是把过去7年的回落看成经济周期的一种波动现象，但无法从逻辑上和现实中得到支持。在高速增长惯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把新周期看成是对高增长的回归，在预期和政策上都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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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当一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将转向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时经济增速将会逐步放缓。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2.9%，比第二产业高出12.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长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支撑，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后期，部分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速。据测算，“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平均为6.2%。
事实上，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6.9%，虽然是2015年四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但依然明显低于1978年至2011年9.9%的年均增速。除了经济增速之外，其他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也明显低于历史水平。1月至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7%，低于2002年至2012年两位数以上平均增速。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为7.5%，也低于2015年以前两位数以上平均增速。其中，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分别仅为4.2%和5.1%，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据此判断，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L形增长态势仍将持续。经济增速放缓与国际经济新平庸、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工成本快速上涨、能源资源生态约束不断增强等影响因素密不可分，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如下所述为其主要依据：
一是2017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呈现同步复苏格局，但主要是靠发达国家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加杠杆行为作为支撑。当前欧美的经济复苏并未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还面临着高杠杆率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张相互掣肘的问题。就增长动力来看，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以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代表的第五次科技革命周期的下行阶段，而以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纳米科学、仿生工程和机器人学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仍需较长培育阶段。
二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劳动力红利出现衰减。2012年以来，我国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至2016年分别净减少345万、244万、371万、487万和349万人。在二孩政策放开后，2020年前人口总和生育率将继续稳定在1.8左右，低于2.1的更替水平，预计“十三五”后三年我国还将累计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近900万人。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也在放缓，2015年农民工总量较2014年仅增长1.3%，2016年略有反弹至1.5%。人口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可能会带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创新能力减弱及财政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
三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近10年的年均增速为13.5%，不仅显著快于欧日美等发达经济体，也快于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企业用地成本明显提高。近10年来我国土地出让价格年均上涨8.1%，商品房年均售价累计上涨超过200%。
四是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的约束不断增强。我国资源总量大、种类全，但人均少，总体质量不高，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0年间，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石油、铁矿石、铜、铝、钾、盐等大宗矿产资源的国内保障程度不足50%。同时，我国资源利用方式较为粗放，资源综合利用率只有35%左右，单位GDP用水量和能耗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和2.5倍，相应带来了我国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重大问题。这些都意味着长期以来的高碳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综上，从长远来看，适度提高对GDP增速放缓的容忍度，加大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力度，主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我国经济增速换挡，既有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原因，也有中国宏观政策主动调控的影响，更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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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仍处于结构调整的过关期，但不排除L形增长过程中的W形波动。
1.新动能快速崛起，经济韧性明显增强。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9%，并且其增长的“含金量”更高。有专家测算，新动能对我国经济的支撑力已达30%，激活了消费，支撑了新增就业，也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中国经济正从新旧动能转换的胶着期，步入新动能加速扩张的关键期。新动能将逐步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格局。
第一，新动能将重塑经济生态系统。一方面，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服务业等为主体的新经济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并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17年1月至9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4%和11.6%，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6.7和4.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产业跨界融合互动加速推进，以互联网、物联网、宽带移动通信、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快速向装备制造、建筑家居、交通物流、商业金融、消费电子等领域广泛渗透，新经济思维正在改变着各行各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要素配置方式、产品形态和商业服务模式，推进各行业信息网络化、数据智能化、平台生态化发展，从而形成新的产业生态系统。1月至9月份，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6826亿元，同比增长29.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4.0%，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52.8%。
第二，新动能将改变经济运行机制。伴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壮大、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崛起，分享经济、粉丝经济、个性经济等得到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产业构架重构，形成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服务链和资金链，助推经济驶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新主体大量增加，2017年1月至8月，全国新登记企业399万户，同比增长12%，日均新登记企业1.64万户；在2016年新增就业中，新动能的贡献率达到70%，全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
第三，新动能将有助于破解社会发展难题。当前，我国面临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等多重压力。发展新动能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就业。从收入水平提升能力来看，新动能领域主要包括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从吸纳就业能力来看，随着传统经济领域的时空界限被不断突破、虚实空间逐渐被打通，就业时间、空间界限将被打破，新动能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明显强于传统经济。2017年1月至8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74万人，同比增加2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8.5%。2017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比同期的经济增速快出了0.4个百分点。
第四，新动能将有利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新常态以前，东部地区更多聚集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更多承担能源、资源、原材料等基础支撑任务。新常态以后，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西部地区既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能转移，同时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能源深加工、现代装备制造、大数据等新动能、新业态，重庆、贵州、成都、西安等发展模式在中西部崛起，为全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2017年上半年31省市区GDP增速排名前10位中，除了福建省之外，其他均为中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更大范围内促进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
2.虽然新动能的快速发展可以部分抵消经济结构调整、传统产能减弱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但目前尚不足以使经济呈现V形反弹或全面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
在笔者看来，“新周期”应该是一个新动能取代旧动能、产业结构中新产业起到支柱作用、经济增速持续回升的经济增长周期。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国内长期积累的供给质量不高、内需仍较疲弱等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一是新兴需求难以对冲传统需求的走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仍需转变，投资增长缺乏后劲，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制造业投资空间明显收窄，民间资本不愿投、不敢投、不能投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在投资需求放缓的同时，虽然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增长潜力较大，但短期内这两大需求的释放难以完全对冲传统需求的走弱。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尚不足以对冲传统要素资源的弱化。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总体上仍存在明显差距。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向新兴产业领域集聚依然不够，如国内集成电路市场自给率不足20%，国产品牌工业机器人市场占有率仅为30%。2016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1%，规划到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5%，而欧洲一些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一般为3%至3.5%。
三是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性债务、金融等领域面临的诸多风险隐患依然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很重，煤炭、钢铁价格处于较高水平，部分企业去产能意愿下降，处置“僵尸企业”成为去产能工作的牛鼻子。房地产市场结构性问题突出，一线和部分二线热点城市住房价格反弹的预期仍然存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明显；一些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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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一阶段，需求能否明显好转，仍是判断经济能否持续复苏的关键所在。目前来看，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去产能和环保政策趋严、融资环境趋紧等因素影响，四季度需求面会弱于上半年，企业经营压力将有所增大。预计四季度GDP增速约为6.7%，2017年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为6.8%左右。
但是，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这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具体而言，从国企改革来看，按照《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2017年年底前尚未改制的69户央企将全部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国资委监管的大型央企将加快调整重组步伐；稳妥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央企重组整合，以重组整合为契机深化内部改革和机制创新。从去过剩产能来看，要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和亏损企业治理，健全企业退出机制，积极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提质增效，提高主业核心竞争力，多渠道筹措资金处置央企历史遗留问题。从财税、户籍、土地制度改革来看，加快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落实和完善全面推开营改增政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细化和落实“人地钱挂钩”政策，着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地、规范、多元保障机制；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综上分析，今年以来有关“新周期”之争议，其核心就是对当前中国经济怎么看和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走的判断。当前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看到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要站在经济长周期和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保持头脑清醒和战略定力。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经济仍是阶段性企稳的状态。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会在6%至7%之间波动。
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起逐年下降，但2016年下半年出现弱复苏，2017年前三季度GDP增长分别为6.9%、6.9%和6.8%。随着GDP增速走稳，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进入“新周期”的议论又开始出现。部分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已走完增速换挡期，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将重回高速增长轨道，其主要理由在于供给出清和需求复苏；但更多专家学者则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7年中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未来“L”形增长的探底过程仍将持续。那么，如何看待“新周期”这个话题？如何依据中国经济基本面来观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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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外相关的研究，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周期》（1939）一书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三种经济周期，即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和3年左右的基钦周期。库兹涅兹通过对1930年之前美国经济数据的系统整理，发现了一个约2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特征。后人将两者整合，发展出了“四周期嵌套理论”。
尽管有关经济周期的研究文献相当繁杂，但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波动的周期规律性是有限的。比如，1930年以前美国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较为明显，大约是18年一个周期，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移民政策变化的结果。二战以后，美国经济中服务业比例大幅上升，服务业的周期波动性远比工业要低，因此二战后美国经济波动发生的时间间隔的随机性更强，不能简单套用战前的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来分析了。当前，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已经转向经济波动的内生机制上来，尤其是需求在短期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梳理当前国内关于“新周期”的辩论，可将各自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关于当前新的周期形态是否已产生的相关争议。有观点认为，新周期不同于旧周期，它是由非理性增长转到理性增长的。这个周期更多是以提质增效、美化环境、增进民众福祉为重点的新周期，不同于以往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债务、追求高增长的时期。持相反观点的人士则认为，当前经济增长方式动力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还主要靠投资拉动，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尽管民间投资增速上升较多，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民间投资缺乏可持续性。
第二类是针对中国经济目前究竟处在周期的什么阶段的相关论议。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仍在L形增长的平台期，但终端需求已经趋于稳定，一是它脱离了过去长达7年的下行轨道，会逐步稳定并进入L形的底部；二是经济波动幅度会比以前明显收窄，进入稳定增长期。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重返高速增长阶段，当前处于新周期的起点，其理由是：第一，新周期需求的复苏是超预期的；第二是供给的出清；第三是新政治周期的开始。但最近的观点已经收敛到“产能周期”，即新周期不是U形的复苏，而是经济L形下的供给出清；新周期的核心是从产能过剩到供给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龙头资产负债表修复为新产能周期积蓄力量。
笔者认为，第一，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外的“周期理论”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是受全球经济进入衰退阶段、中国人口红利减退、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长期看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传统周期理论无法对这样的变化给出适当的解释，因为这是一种增长平台的转换，或者是增长阶段的转换。这种现象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所特有的，与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周期现象不是一回事。
第二，“新周期”需要有更明确、清晰的界定，否则会带来一定的认识混乱。有人把新周期视为与过去7年回落相对应的大幅反弹，并认为触底以后经济增速会明显回升，甚至重返高增长轨道。实际上，这种看法仍然是把过去7年的回落看成经济周期的一种波动现象，但无法从逻辑上和现实中得到支持。在高速增长惯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把新周期看成是对高增长的回归，在预期和政策上都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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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当一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将转向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时经济增速将会逐步放缓。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2.9%，比第二产业高出12.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长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支撑，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后期，部分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速。据测算，“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平均为6.2%。
事实上，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6.9%，虽然是2015年四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但依然明显低于1978年至2011年9.9%的年均增速。除了经济增速之外，其他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也明显低于历史水平。1月至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7%，低于2002年至2012年两位数以上平均增速。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为7.5%，也低于2015年以前两位数以上平均增速。其中，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分别仅为4.2%和5.1%，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据此判断，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L形增长态势仍将持续。经济增速放缓与国际经济新平庸、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工成本快速上涨、能源资源生态约束不断增强等影响因素密不可分，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如下所述为其主要依据：
一是2017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呈现同步复苏格局，但主要是靠发达国家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加杠杆行为作为支撑。当前欧美的经济复苏并未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日本和新兴市场国家还面临着高杠杆率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扩张相互掣肘的问题。就增长动力来看，当前全球经济仍处于以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代表的第五次科技革命周期的下行阶段，而以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纳米科学、仿生工程和机器人学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仍需较长培育阶段。
二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劳动力红利出现衰减。2012年以来，我国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至2016年分别净减少345万、244万、371万、487万和349万人。在二孩政策放开后，2020年前人口总和生育率将继续稳定在1.8左右，低于2.1的更替水平，预计“十三五”后三年我国还将累计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近900万人。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也在放缓，2015年农民工总量较2014年仅增长1.3%，2016年略有反弹至1.5%。人口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可能会带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创新能力减弱及财政养老压力增大等问题。
三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近10年的年均增速为13.5%，不仅显著快于欧日美等发达经济体，也快于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企业用地成本明显提高。近10年来我国土地出让价格年均上涨8.1%，商品房年均售价累计上涨超过200%。
四是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的约束不断增强。我国资源总量大、种类全，但人均少，总体质量不高，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10年间，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石油、铁矿石、铜、铝、钾、盐等大宗矿产资源的国内保障程度不足50%。同时，我国资源利用方式较为粗放，资源综合利用率只有35%左右，单位GDP用水量和能耗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3倍和2.5倍，相应带来了我国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重大问题。这些都意味着长期以来的高碳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综上，从长远来看，适度提高对GDP增速放缓的容忍度，加大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力度，主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我国经济增速换挡，既有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原因，也有中国宏观政策主动调控的影响，更是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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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仍处于结构调整的过关期，但不排除L形增长过程中的W形波动。
1.新动能快速崛起，经济韧性明显增强。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9%，并且其增长的“含金量”更高。有专家测算，新动能对我国经济的支撑力已达30%，激活了消费，支撑了新增就业，也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中国经济正从新旧动能转换的胶着期，步入新动能加速扩张的关键期。新动能将逐步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格局。
第一，新动能将重塑经济生态系统。一方面，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服务业等为主体的新经济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并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17年1月至9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4%和11.6%，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6.7和4.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产业跨界融合互动加速推进，以互联网、物联网、宽带移动通信、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快速向装备制造、建筑家居、交通物流、商业金融、消费电子等领域广泛渗透，新经济思维正在改变着各行各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要素配置方式、产品形态和商业服务模式，推进各行业信息网络化、数据智能化、平台生态化发展，从而形成新的产业生态系统。1月至9月份，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6826亿元，同比增长29.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4.0%，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52.8%。
第二，新动能将改变经济运行机制。伴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壮大、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崛起，分享经济、粉丝经济、个性经济等得到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产业构架重构，形成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服务链和资金链，助推经济驶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新主体大量增加，2017年1月至8月，全国新登记企业399万户，同比增长12%，日均新登记企业1.64万户；在2016年新增就业中，新动能的贡献率达到70%，全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
第三，新动能将有助于破解社会发展难题。当前，我国面临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等多重压力。发展新动能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就业。从收入水平提升能力来看，新动能领域主要包括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从吸纳就业能力来看，随着传统经济领域的时空界限被不断突破、虚实空间逐渐被打通，就业时间、空间界限将被打破，新动能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明显强于传统经济。2017年1月至8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74万人，同比增加2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8.5%。2017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比同期的经济增速快出了0.4个百分点。
第四，新动能将有利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新常态以前，东部地区更多聚集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更多承担能源、资源、原材料等基础支撑任务。新常态以后，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西部地区既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能转移，同时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能源深加工、现代装备制造、大数据等新动能、新业态，重庆、贵州、成都、西安等发展模式在中西部崛起，为全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2017年上半年31省市区GDP增速排名前10位中，除了福建省之外，其他均为中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更大范围内促进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释放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
2.虽然新动能的快速发展可以部分抵消经济结构调整、传统产能减弱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但目前尚不足以使经济呈现V形反弹或全面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
在笔者看来，“新周期”应该是一个新动能取代旧动能、产业结构中新产业起到支柱作用、经济增速持续回升的经济增长周期。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国内长期积累的供给质量不高、内需仍较疲弱等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一是新兴需求难以对冲传统需求的走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仍需转变，投资增长缺乏后劲，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制造业投资空间明显收窄，民间资本不愿投、不敢投、不能投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在投资需求放缓的同时，虽然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增长潜力较大，但短期内这两大需求的释放难以完全对冲传统需求的走弱。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尚不足以对冲传统要素资源的弱化。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总体上仍存在明显差距。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向新兴产业领域集聚依然不够，如国内集成电路市场自给率不足20%，国产品牌工业机器人市场占有率仅为30%。2016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1%，规划到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5%，而欧洲一些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一般为3%至3.5%。
三是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性债务、金融等领域面临的诸多风险隐患依然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很重，煤炭、钢铁价格处于较高水平，部分企业去产能意愿下降，处置“僵尸企业”成为去产能工作的牛鼻子。房地产市场结构性问题突出，一线和部分二线热点城市住房价格反弹的预期仍然存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分化明显；一些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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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下一阶段，需求能否明显好转，仍是判断经济能否持续复苏的关键所在。目前来看，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去产能和环保政策趋严、融资环境趋紧等因素影响，四季度需求面会弱于上半年，企业经营压力将有所增大。预计四季度GDP增速约为6.7%，2017年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为6.8%左右。
但是，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这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具体而言，从国企改革来看，按照《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2017年年底前尚未改制的69户央企将全部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国资委监管的大型央企将加快调整重组步伐；稳妥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央企重组整合，以重组整合为契机深化内部改革和机制创新。从去过剩产能来看，要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和亏损企业治理，健全企业退出机制，积极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提质增效，提高主业核心竞争力，多渠道筹措资金处置央企历史遗留问题。从财税、户籍、土地制度改革来看，加快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落实和完善全面推开营改增政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细化和落实“人地钱挂钩”政策，着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地、规范、多元保障机制；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综上分析，今年以来有关“新周期”之争议，其核心就是对当前中国经济怎么看和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走的判断。当前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要看到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要站在经济长周期和结构优化升级的角度，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保持头脑清醒和战略定力。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经济仍是阶段性企稳的状态。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会在6%至7%之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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