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论表达
2017-12-05 00:00:00 上海证券报
超越经济“唯一性”的认识，树立起本该是“常识”的诉求与经济发展并行均衡的认知，这需要培育国民的经济理性认识，全面转变传统的线性经济发展观念，而不是去过度渲染经济利益诉求意识。
我在外出工作或调研之时，坐上出租车与司机聊天，常被问及“你的职业是什么？”答曰“教师，在大学里讲经济学”时，总会被问：“你肯定在股市赚了很多钱吧？”“你在工作过的城市买了多套房子？”这些提问可以说代表了国人的一种普遍看法，学经济学的人都很会赚钱。而我的答案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很有必要消除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经济学并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一种方法论。不断更新的理论，确实提供了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是，经济学理论、定律，只是给我们提供一种理解经济与社会秩序如何形成，并得以稳定或是重构的思想武器。因而，不能将金钱与经济画上等号。
出生于1783年的杜能，大学毕业后购置并经营管理农业庄园，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上升为经济学命题――自然工资理论，可谓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经济学，本就是一种方法论，众多理论体系之中，经历一场场大讨论之后都得到了统一。比如，利率统一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双重均衡；总供给和总需求统一了长期和短期均衡；居民、家庭和政府三大经济主体则统一了宏观和微观；劳动力和资本主导要素则统一了微观和宏观的生产函数；IS-LM模型则统一了政府和市场；AD模型又将IS和LM模型统一了。以不变应万变，时间会改写一切，变化则将动态和静态统一在一个框架之内。简言之，汇率建立起了内部和外部经济联系，总需求变化加剧了短期波动的可能性，价格刚性和弹性假说让长期和短期之分界变得清晰，上述三项统一化解了自由市场论者和政府干预论者的思想冲突。
1917年，庇古提出现金余额方程式，也即剑桥方程式M=kPy。式中M为人们持有的现金货币量，k为货币量与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之比，P为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一篮子价格指数，y为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此简单公式韵味深刻，一定时期内社会每个成员可运用的资财，是他们的全部收入，在其收入中一部分以现金形式保存时，则会引起对现金的诸多需求，现金需求量与收入之间的比值却是稳定的。诸如此类的经济理论，虽然只是个数学公式，更形似物理学上的G=Mg（牛顿第一定理），E=MC2（爱因斯坦质能等价理论或质能方程），在理解物质的理论形成之初看似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当这些理论被运用之时就有了飞机和原子弹。与之不同的是，经济学关注对象是人或人的行为选择，因而更具复杂性和多变性。
凯恩斯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和思想的逐渐深入人心相比，特权阶级的权力被过分地夸大了。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曼昆也写过这样一段话：“经济学家们喜欢摆出一副科学研究者的模样，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政治上的左倾或者右倾，在更大的程度上，似乎是纯科学家与经济工程师的分野。”
经典物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当系统各处可测的宏观物理性质均匀（系统内部尚不存在宏观不可逆过程）的状态，这就是一种平衡状态。热力学第二定律早已揭示出，任何一个孤立系统的熵，一定会随时间而不断增大，当达到极大值时，系统达到最无序的平衡态，所以孤立系统绝不会出现耗散结构。通常而言，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性系统（不管它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系统），一旦能通过变化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一定会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甚至是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经济增长或发展，虽有理论上较为统一的学理表达，但任何国家都会有一套合乎国情的实践逻辑。从长期来看，由于经济产出和劳动者就业总是在其长期的自然水平上下波动，稳定政策预期则可以通过使产出与就业尽可能逼近其自然率水平，从而能降低经济周期性波动（大起大落）、不平衡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比如物价和失业率水平上升等社会与经济治理难题。虽然短期增长目标能得以实现，却会加剧不平衡发展的风险，各种有利和不利影响伴随宏观经济运行调整的全过程。因此，我国一直在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但总遵守着“一切从简”、“审慎”和“稳定化”原则。
今天，在打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格局的道路上，如何应对一系列不确定性问题的讨论，不仅是重大的学理性命题，更是社会、经济性实践难题。超越经济“唯一性”的认识，树立起本该是“常识”的诉求与经济发展并行均衡的认知，这需要培育国民的经济理性认识，全面转变传统的线性经济发展观念，而不是去过度渲染经济利益诉求意识。在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世界里，普遍矛盾和一般性难题都与经济发展有关。国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需动态调整，根植于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能让“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更为稳固。
对此，一项极具战略性、实质性的举措当然是国民的理性教育。让每个融入社会与经济变革大浪潮之中的人都不断增强自我教育的能力，而提升对不平衡发展能力的常识性认知，比知识教育更为必要。
我在外出工作或调研之时，坐上出租车与司机聊天，常被问及“你的职业是什么？”答曰“教师，在大学里讲经济学”时，总会被问：“你肯定在股市赚了很多钱吧？”“你在工作过的城市买了多套房子？”这些提问可以说代表了国人的一种普遍看法，学经济学的人都很会赚钱。而我的答案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很有必要消除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经济学并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一种方法论。不断更新的理论，确实提供了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是，经济学理论、定律，只是给我们提供一种理解经济与社会秩序如何形成，并得以稳定或是重构的思想武器。因而，不能将金钱与经济画上等号。
出生于1783年的杜能，大学毕业后购置并经营管理农业庄园，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上升为经济学命题――自然工资理论，可谓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经济学，本就是一种方法论，众多理论体系之中，经历一场场大讨论之后都得到了统一。比如，利率统一了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双重均衡；总供给和总需求统一了长期和短期均衡；居民、家庭和政府三大经济主体则统一了宏观和微观；劳动力和资本主导要素则统一了微观和宏观的生产函数；IS-LM模型则统一了政府和市场；AD模型又将IS和LM模型统一了。以不变应万变，时间会改写一切，变化则将动态和静态统一在一个框架之内。简言之，汇率建立起了内部和外部经济联系，总需求变化加剧了短期波动的可能性，价格刚性和弹性假说让长期和短期之分界变得清晰，上述三项统一化解了自由市场论者和政府干预论者的思想冲突。
1917年，庇古提出现金余额方程式，也即剑桥方程式M=kPy。式中M为人们持有的现金货币量，k为货币量与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之比，P为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一篮子价格指数，y为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此简单公式韵味深刻，一定时期内社会每个成员可运用的资财，是他们的全部收入，在其收入中一部分以现金形式保存时，则会引起对现金的诸多需求，现金需求量与收入之间的比值却是稳定的。诸如此类的经济理论，虽然只是个数学公式，更形似物理学上的G=Mg（牛顿第一定理），E=MC2（爱因斯坦质能等价理论或质能方程），在理解物质的理论形成之初看似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当这些理论被运用之时就有了飞机和原子弹。与之不同的是，经济学关注对象是人或人的行为选择，因而更具复杂性和多变性。
凯恩斯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和思想的逐渐深入人心相比，特权阶级的权力被过分地夸大了。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曼昆也写过这样一段话：“经济学家们喜欢摆出一副科学研究者的模样，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政治上的左倾或者右倾，在更大的程度上，似乎是纯科学家与经济工程师的分野。”
经典物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当系统各处可测的宏观物理性质均匀（系统内部尚不存在宏观不可逆过程）的状态，这就是一种平衡状态。热力学第二定律早已揭示出，任何一个孤立系统的熵，一定会随时间而不断增大，当达到极大值时，系统达到最无序的平衡态，所以孤立系统绝不会出现耗散结构。通常而言，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开放性系统（不管它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系统），一旦能通过变化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一定会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甚至是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经济增长或发展，虽有理论上较为统一的学理表达，但任何国家都会有一套合乎国情的实践逻辑。从长期来看，由于经济产出和劳动者就业总是在其长期的自然水平上下波动，稳定政策预期则可以通过使产出与就业尽可能逼近其自然率水平，从而能降低经济周期性波动（大起大落）、不平衡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比如物价和失业率水平上升等社会与经济治理难题。虽然短期增长目标能得以实现，却会加剧不平衡发展的风险，各种有利和不利影响伴随宏观经济运行调整的全过程。因此，我国一直在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但总遵守着“一切从简”、“审慎”和“稳定化”原则。
今天，在打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格局的道路上，如何应对一系列不确定性问题的讨论，不仅是重大的学理性命题，更是社会、经济性实践难题。超越经济“唯一性”的认识，树立起本该是“常识”的诉求与经济发展并行均衡的认知，这需要培育国民的经济理性认识，全面转变传统的线性经济发展观念，而不是去过度渲染经济利益诉求意识。在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世界里，普遍矛盾和一般性难题都与经济发展有关。国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需动态调整，根植于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能让“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更为稳固。
对此，一项极具战略性、实质性的举措当然是国民的理性教育。让每个融入社会与经济变革大浪潮之中的人都不断增强自我教育的能力，而提升对不平衡发展能力的常识性认知，比知识教育更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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