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不断创新开放才能把握主导权
2017-12-07 00:00:00 上海证券报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探索出来的一条新路。只有不断创新开放的形式、内容、体制,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获得更大收益,更好实现开放发展、创新发展。
中国仍然会沿袭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划定特殊区域推进对外开放的思路,不断提高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通过发挥其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经济联动效应,将带动相关国家经济发展,使我国沿边地区从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完善开放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总体方略,谋划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扩大并深化对外开放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纵观五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开放的时代,则是繁盛的时代、快速发展的时代;封闭的时期,则是落后的时期、发展迟缓的时期。
汉唐盛世,中国与外部的联系密切,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交往和人员的交流活跃,货物贸易兴盛。汉王朝开辟了古丝绸之路,唐代鼎盛时期万国来朝,与外部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繁荣,经济繁荣推动着对外开放,开放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清末时期,中国走入闭关锁国的死胡同,社会经济相对停顿,与世界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泱泱大国成为列强瓜分的鱼肉。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发展的成功道路,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再次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主角。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史看,英国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广泛利用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资本的触角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开放与发展相互促进,并长期保持着世界经济领先地位。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20年左右的长期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此后韩国又以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新的增长纪录,这些无一不是得益于开放。
今天,中国处在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这与我们抓住和平发展期的历史机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进程,大胆开放,利用外资,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推动海外投资,拓展国际经济合作,广泛利用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密不可分。基于历史的经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以发展合作为导向,构建以开放性和多元化为特征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原有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成立,对于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资金缺口发挥着重要作用。
十九大报告提出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一带一路”既是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又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符合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变革的诉求。“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渐起的背景下,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动力趋弱,“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助于克服新一轮的逆全球化思潮,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现出中国这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最终有助于解决世界市场垄断问题,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缓解外部性问题,提高相关国家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落后国家经济开放开发,提升其产业发展和内生增长能力,从而缩小各国发展差距,促进公平发展,实现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最终达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使“一带一路”成为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六大经济走廊”建设是以发展为导向、以开放包容为前提、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为机制、以新型义利观为原则、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平台。通过发挥其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经济联动效应,将带动相关国家经济发展,使我国沿边地区从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完善开放格局。
不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经过近四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渐进式开放道路:通过局部地区试点优先开放,总结经验,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再扩大开放区域,进而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格局。1980年我国设置4个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田;1984年又设置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后来又增加了营口和威海两个城市),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7年实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1988年设立海南省经济特区;1990年设立浦东开发开放新区;1992年又推出沿江开放战略和沿边开放战略;1994年设立天津滨海新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至今,中国已经拥有6个经济特区(2010年增设喀什经济特区)、16个沿海开放城市、7个国家级新区、11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个国家综合改革区、19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0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5个国家级保税区、14个国家级保税港区、30个国家级综合保税区、9个国家级保税物流园区、63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13个国家旅游度假区、15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6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多种形式的特殊经济区域,各省市区设立的多种开发区,分别实行着不同的特殊开放政策。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中国仍然会沿袭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划定特殊区域推进对外开放的思路,不断提高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
在区域开放中,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一带一路”建设把我国广大中西部和沿边地区推向对外开放的前沿,中西部和沿边地区有机会发挥后发优势,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利用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加强与沿海地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大胆进行体制创新,用好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等特殊经济区的政策,积极吸收外商投资,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为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找到收益更高的就业机会,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收外商投资,已经成长为吸收外商投资大国,同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也成为对外投资大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广泛利用全球资源,实现了国内外的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人才、营销网络和供应链、价值链优化配置。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既要积极利用外资,又要推动对外投资,这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现代化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外资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增加就业、扩大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改革、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等方面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利用外资,就要不断改善外资企业营商环境,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根据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不仅要扩大高端、时尚、健康类产品生产领域的外资市场准入,也要进一步放宽教育、文化、体育、旅游、家政、养老、健康服务等生活性服务领域外资市场准入,使外资获得分享我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落实外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公平保护外资企业知识产权。
促进企业有序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鼓励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国家战略、提升我国技术研究开发能力、建立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带动出口和就业的对外投资。如国内短缺以及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源或原材料开发,能够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资源的海外并购,能够扩大设备、技术、品牌、劳务出口的对外投资,应享受财政、税收、金融、外汇、保险、投资便利化等多重倾斜政策支持,主要实行项目备案制;对于一般商业性的境外投资,充分确立企业作为市场投资主体的地位,由企业自行决定投资;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与我国法规、投资目标地法律以及国际法相悖的境外投资,列入禁止投资目录即负面清单,不予核准;对于与企业主营业务无关或关联度低的项目、动机不良的境外投资项目,列入限制投资领域。
坚持创新开放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探索出来的一条新路。只有不断创新开放的形式、内容、体制,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获得更大收益,更好实现开放发展、创新发展。
十九大报告对于开放创新提出了明确的导向: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能够借助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提升外贸发展动能和国际竞争优势。跨境电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增长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拓展了传统商品市场的外贸功能,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有助于中小企业实现外贸专业化、规范化经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要以国家的对外投资战略规划为引领,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依托产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私募股权基金等开拓新的投资渠道,探索PPP、股权投资等投资模式,完善对外投资管理机制和服务体系,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
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我国已经批准设立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发挥着重要功能。赋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权,鼓励其主动进行超前的改革开放试验,与国际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对标,强化改革举措配套集成,探索率先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以更好发挥其改革开放领头羊的作用,为全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行政成本,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增强我国的全球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等。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自由贸易港将取消或最大限度简化入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最大限度简化海关申报手续,大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开展转口贸易、离岸贸易、离岸金融业务,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海岸线长,离岛资源丰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有助于打造对外开放层次更高、内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更优、对周边乃至全国经济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推动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
中国仍然会沿袭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划定特殊区域推进对外开放的思路,不断提高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通过发挥其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经济联动效应,将带动相关国家经济发展,使我国沿边地区从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完善开放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总体方略,谋划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扩大并深化对外开放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纵观五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开放的时代,则是繁盛的时代、快速发展的时代;封闭的时期,则是落后的时期、发展迟缓的时期。
汉唐盛世,中国与外部的联系密切,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交往和人员的交流活跃,货物贸易兴盛。汉王朝开辟了古丝绸之路,唐代鼎盛时期万国来朝,与外部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繁荣,经济繁荣推动着对外开放,开放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清末时期,中国走入闭关锁国的死胡同,社会经济相对停顿,与世界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泱泱大国成为列强瓜分的鱼肉。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发展的成功道路,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再次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主角。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史看,英国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广泛利用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资本的触角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开放与发展相互促进,并长期保持着世界经济领先地位。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20年左右的长期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此后韩国又以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新的增长纪录,这些无一不是得益于开放。
今天,中国处在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这与我们抓住和平发展期的历史机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进程,大胆开放,利用外资,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推动海外投资,拓展国际经济合作,广泛利用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密不可分。基于历史的经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强调以发展合作为导向,构建以开放性和多元化为特征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原有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成立,对于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资金缺口发挥着重要作用。
十九大报告提出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一带一路”既是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又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符合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变革的诉求。“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渐起的背景下,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对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动力趋弱,“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助于克服新一轮的逆全球化思潮,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现出中国这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最终有助于解决世界市场垄断问题,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缓解外部性问题,提高相关国家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落后国家经济开放开发,提升其产业发展和内生增长能力,从而缩小各国发展差距,促进公平发展,实现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最终达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使“一带一路”成为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六大经济走廊”建设是以发展为导向、以开放包容为前提、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为机制、以新型义利观为原则、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平台。通过发挥其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经济联动效应,将带动相关国家经济发展,使我国沿边地区从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完善开放格局。
不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经过近四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渐进式开放道路:通过局部地区试点优先开放,总结经验,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再扩大开放区域,进而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格局。1980年我国设置4个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田;1984年又设置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后来又增加了营口和威海两个城市),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7年实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1988年设立海南省经济特区;1990年设立浦东开发开放新区;1992年又推出沿江开放战略和沿边开放战略;1994年设立天津滨海新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至今,中国已经拥有6个经济特区(2010年增设喀什经济特区)、16个沿海开放城市、7个国家级新区、11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个国家综合改革区、19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0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5个国家级保税区、14个国家级保税港区、30个国家级综合保税区、9个国家级保税物流园区、63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13个国家旅游度假区、15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6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多种形式的特殊经济区域,各省市区设立的多种开发区,分别实行着不同的特殊开放政策。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中国仍然会沿袭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划定特殊区域推进对外开放的思路,不断提高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
在区域开放中,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一带一路”建设把我国广大中西部和沿边地区推向对外开放的前沿,中西部和沿边地区有机会发挥后发优势,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利用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加强与沿海地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大胆进行体制创新,用好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等特殊经济区的政策,积极吸收外商投资,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为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找到收益更高的就业机会,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收外商投资,已经成长为吸收外商投资大国,同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也成为对外投资大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广泛利用全球资源,实现了国内外的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人才、营销网络和供应链、价值链优化配置。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既要积极利用外资,又要推动对外投资,这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现代化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外资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增加就业、扩大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改革、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等方面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利用外资,就要不断改善外资企业营商环境,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根据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不仅要扩大高端、时尚、健康类产品生产领域的外资市场准入,也要进一步放宽教育、文化、体育、旅游、家政、养老、健康服务等生活性服务领域外资市场准入,使外资获得分享我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历史机遇。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落实外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公平保护外资企业知识产权。
促进企业有序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鼓励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国家战略、提升我国技术研究开发能力、建立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带动出口和就业的对外投资。如国内短缺以及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源或原材料开发,能够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资源的海外并购,能够扩大设备、技术、品牌、劳务出口的对外投资,应享受财政、税收、金融、外汇、保险、投资便利化等多重倾斜政策支持,主要实行项目备案制;对于一般商业性的境外投资,充分确立企业作为市场投资主体的地位,由企业自行决定投资;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与我国法规、投资目标地法律以及国际法相悖的境外投资,列入禁止投资目录即负面清单,不予核准;对于与企业主营业务无关或关联度低的项目、动机不良的境外投资项目,列入限制投资领域。
坚持创新开放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探索出来的一条新路。只有不断创新开放的形式、内容、体制,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获得更大收益,更好实现开放发展、创新发展。
十九大报告对于开放创新提出了明确的导向: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能够借助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提升外贸发展动能和国际竞争优势。跨境电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增长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拓展了传统商品市场的外贸功能,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有助于中小企业实现外贸专业化、规范化经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要以国家的对外投资战略规划为引领,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依托产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私募股权基金等开拓新的投资渠道,探索PPP、股权投资等投资模式,完善对外投资管理机制和服务体系,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
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我国已经批准设立的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发挥着重要功能。赋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权,鼓励其主动进行超前的改革开放试验,与国际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对标,强化改革举措配套集成,探索率先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以更好发挥其改革开放领头羊的作用,为全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行政成本,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增强我国的全球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等。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自由贸易港将取消或最大限度简化入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最大限度简化海关申报手续,大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开展转口贸易、离岸贸易、离岸金融业务,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海岸线长,离岛资源丰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有助于打造对外开放层次更高、内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更优、对周边乃至全国经济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推动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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