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泛亚信托重整成功 不会选择再次创业
2018-04-02 00:00:00 证券时报
编者按：有着前“东北首富”之称的范日旭，曾经是北方五环、吉轻工和厦门国泰等3家上市公司实控人。这位原本已经淡出公众视野的昔日风云人物，近日再度受到关注，起因是其公司员工在网上发帖称，有人威胁范日旭可能会再次获罪。而矛盾的根源则是范日旭旗下曾经含金量最高的资产――泛亚信托的最终归属。
泛亚信托自2010年5月进入破产程序，历时8年因何久拖未决？在泛亚信托的重整过程中，范日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出狱后的范日旭是否会像褚时健、牟其中等人那样选择二次创业？范日旭在接受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独家专访时，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我已经将近70岁，现在比较享受每天在家中看书、反思自己、修身养性的感觉，没有创业的想法，也对再次创业不感兴趣。而且在我看来，创业如果是为了赚钱、出名、做给别人看，就没有任何必要和意义。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3月31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天空中的雾霾还未散去，户外体感温度仍然较低。在长春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内，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见到了这位在1990年代赫赫有名的资本宿将――范日旭。
站在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面前的范日旭身高在1.7米左右，上身穿一件枣红色T恤，外套一件棕色的休闲夹克，下身穿一条蓝底白格的休闲裤，头发已经花白。如果走在路上，陌生人很难想到这就是昔日的“东北首富”。不过，范日旭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思路清晰，有着非常强的记忆力，接受采访时也侃侃而谈。
“随时去见乔布斯”
受到威胁没有报警
证券时报记者：你在2007年遭到刑拘，2010年8月，因合同诈骗、欺诈发行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虚报注册资本等罪名，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在你提起上诉后，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你是什么时候获释的，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范日旭：我是在2017年10月24日刑满释放的，目前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在去年11月份还经历过一次抢救，随时等着去见乔布斯。
证券时报记者：你曾经是资本市场中风云人物，但这些年关于你的新闻并不多，前几天，你的员工在网上发帖称你受到威胁，再加上相关媒体进行报道之后，舆论开始再度关注到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范日旭：我事先并不知情，员工是将帖子发到网上之后才告知我的，不过我对此举措也并不反对。我早就耳闻网帖中截屏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在外面已经转发了几天的时间，但是一直没有人主动转发给我，我是在几经辗转之后才得到这个截屏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
类似被威胁的事件在我身上已经发生过两次，我身边的人也都知道，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在争夺泛亚信托的过程中会有危险。而且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刑法罪名界限不够清楚，威胁容易变成现实。2007年我被刑拘前就曾被人威胁，如果不配合将会以合同诈骗罪获刑。
如今通过舆论曝光之后，相信对方即便有什么想法也会有所收敛。
证券时报记者：在受到威胁之后，你有向公安机关报警吗？
范日旭：我不确定微信聊天记录当中的内容究竟是威胁之语，还是善意的劝告、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报警，而且报警的意义也不大。况且我和当事人也没有个人恩怨，他留给我的印象也很好。
海南农租与泛亚信托
是“父子关系”
证券时报记者：毫无疑问，一切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泛亚信托，我们知道泛亚信托在2006年被责令停业整顿时有5家股东公司，时隔12年后，这几家股东公司现在是什么状况？ 你和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范日旭：在公安机关的调查当中已经向相关公司的股东查明，泛亚信托的5家股东公司都属于我本人，这些股东只是代持，没有实际的决定权和表决权。泛亚信托在2006年被责令停业整顿后，几家股东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财务账簿都被收走，公司也没有人管理，更无人去进行企业年检，导致5家股东公司资格最终被吊销。
证券时报记者：以前，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农租）被认为是泛亚信托的实际出资人，而你是实控人，你现在是否还在海南农租任职？现在你和海南农租与泛亚信托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范日旭：海南农租目前第一大股东是珠海华裕达，2007年我被刑拘时，就是海南农租的法定代表人，在我身陷囹圄之后，也没有更换法定代表人。我是在2013年向海南农租提出书面的辞职申请，但是海南农租的股东鉴于此前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都是由我经手，我在辞去法定代表人后依然被聘为公司顾问，直至处理完海南农租的历史遗留问题之后再做离任审计。
海南农租是我在海南创业时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公司，正是由海南农租才衍生出了泛亚信托、北方五环等，如果海南农租是父亲，那么泛亚信托、北方五环就是儿子。我此前被称为是泛亚信托的实控人，实际上我代表的是海南农租，是海南农租的受托管理人，所谓的实际控制其实就是实际管理。我在管理、控制泛亚信托时的重大问题，例如泛亚信托的高管任命等都要经海南农租同意。
证券时报记者：现在究竟谁才是泛亚信托最大的债权人？
范日旭：海南农租代关联方申报的债权在25亿元左右，所以理应是最大的债权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泛亚信托破产管理人的确认。因此，目前最大债权人仍然是银行。如果海南农租关联方能够被确定为是最大债权人，那么将对泛亚信托重组产生决定性影响。不过，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没被确定的债务在重整后的公司依然可主张权利。
几十家机构
有意参与泛亚信托重整
证券时报记者：当初保留一省一信托，泛亚信托以民营背景被保留下来被看成是奇迹。据悉，泛亚信托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后，有意参与重组的机构有很多，在你看来，这些机构为何看中泛亚信托？
范日旭：正是因为看到了泛亚信托真正的含金量，所以才会有很多机构对参与泛亚信托的重整感兴趣。因为虽然金融公司、非金公司进入破产，但是其无形资产、未来经营再生获利能力非常大，因为牌照稀缺，价值上百亿元。目前市场对于信托公司有一个认可的价格，现在出售的信托公司价格都是在100亿元至200亿元之间。
目前在破产管理人处登记的、有意参与重整泛亚信托的企业和机构有几十家，有意向的企业和机构过百家，直接找到海南农租的企业和机构也已经超过50家。
重整方必须
满足三个条件
证券时报记者：从你的员工发布的网帖内容看，似乎对泛亚信托重整人存在异议，你如何看待参与泛亚信托现在的重整方？
范日旭：我对由谁来重整泛亚信托都不排斥，我们排斥的是不公平的重整。实际哪家公司来重整泛亚信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整方能够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能否获得银监会（注：根据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现在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的认可，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因为一旦不被批准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等待泛亚信托的只能是破产；其次，重整方是否能够满足泛亚信托原股东基本要求的对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方式（约涉及40亿元左右的债务）；最后，重整方能否满足泛亚系员工，如白山航空、北方五环、海南农租等员工的安置、再就业，以达到社会稳定目的。因为泛亚信托破产才导致了泛亚系关联的企业全部停业，涉及到一千多人的就业问题。我作为创业者有义务安置安抚员工，让他们有再就业的机会。
但是现在的重整方提出的重整方案只是解决泛亚信托5.94亿元的债权，没有涉及员工的安置安抚方案，也没有涉及和海南农租及关联方达成谅解。另外，现有的重整方案是2016年提交的，而泛亚信托目前的资产负债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于泛亚信托出现的新问题、新变化也需要重新提出解决方案，所以现有的重整方案已经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重整方案只披露了重整方2014年和2015年的财务资料，没有2016年和2017年的财务资料。
股东方无法选择
合适的重整人
证券时报记者: 2010年泛亚信托即进入破产程序，2017年进入破产重整，今年已经是第8个年头，为什么泛亚信托的破产、重整久拖未决？
范日旭：在我看来，泛亚信托的重整其实并不复杂，两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因为只要从众多有意参与重整的意向企业、机构当中选择出一家愿意百分之百承债的，然后债权人和作为股东方的海南农租及关联方同意，法院根据重整协议和债权人协议，只要进行裁定就意味着重整完成，接下来是报银监会完成一系列的程序即可。
在破产管理人看来，企业进入破产之后，股东权益为0，所以股东没有对重整方的选择权，重整方应该由债权人来选择。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并不对，因为如果股东没有表决权、没有选择权，为什么还要参加泛亚信托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
不可否认，债权人在特定情况下有选择重整方的决定权。例如，只有唯一重整方且重整方的承债比例低100%；或是有多个重整方，重整方的承债比例各不相同，但都低100%，此时选择重整方的权力必然属于债权人。但是目前众多有意参与泛亚信托重整的重整方都可以百分之百偿债，此时债权人就没有权力决定重整方，股东对于重整方的表决和选择权就应该得到体现。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众多愿意100%承债的企业、机构却被挡在门外，股东也不能从这些企业、机构当中选择合适的重整人。
对泛亚信托重整
充满期望
证券时报记者：从现在的情况看，你作为泛亚信托的实控人在本次重整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原本拟于3月22号召开的泛亚信托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是否如期召开了？
范日旭：原定3月22号召开的泛亚信托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推迟到3月30日，我是以股东代表身份参会的。在3月30日召开的会议上，法官在征求与会者的意见之后宣布，鉴于诸多问题在本庭上都没有解释清楚，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建议不进行表决。
一个小插曲是在3月22日至3月30日期间，我曾被要求公证股东、股东代表的身份。但是根据《公证法》的要求，提交公正要有15天的期限，所以这样的要求明显是违法的。因此在我们提出质疑后，又被告之不用再公证股东、股东代表的身份。
证券时报记者：接下来的泛亚信托重整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如果重整失败，泛亚信托会否走破产程序？
范日旭：从大的社会背景来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新时代，在反腐倡廉、加强法制、让每一个公民都能感受到正义的大背景下，恶意的重整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们相信大趋势，公正一定会来到。当然，破产也是一种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毕竟在企业的重整过程当中会发生各种各样不确定的事情，重整成功和破产这两种结果都可能会交替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们可以向成功的方向去努力。如果泛亚信托的重整最终没有成功、甚至破产，那么相关当事方将成为吉林省的罪人，毕竟吉林省要想保住一个信托牌照并不容易。
证券时报记者：你最希望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结局？
范日旭：任何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前途，泛亚信托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对泛亚信托、对泛亚信托的员工有感情，对泛亚信托重整充满期望。
对泛亚信托
负有“很大责任”
证券时报记者：当年你承建体育馆导致资金链出现压力，近而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直至最终发生债券兑付危机，应该是泛亚信托走到今天的最直接原因。即便当时没有人为干扰因素，你认为泛亚信托在当时能够化解危机吗？
范日旭：实际上泛亚信托当时还是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化解危机的，因为当时我们调集资金的能力在数十亿元，泛亚信托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我有很大责任。我当时的想法是能解决也不解决，因为债券兑付危机是因为我们承建体育馆引发的，进而衍生出三角债问题得不到解决，在当时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为了解决问题就想借机给政府施加压力，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证券时报记者：有媒体报道，你在刑满释放之后，已经向最高法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这是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范日旭：我向最高法递交再审申请书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要向法院要赔偿，纯粹是为了我的孩子和那几名被判刑的员工，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无罪的。我一生经商，不想让我的后代子孙提起我时首先想到的是罪犯，那会让他们永远抬不起头。另外，我这次申请再审可能会涉及到当时办案的所有人员，我希望这次再审不牵涉任何人，不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发展，我个人也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对再次创业不感兴趣
证券时报记者：你是泛亚信托的实控人，旗下曾经有北方五环，吉轻工和厦门国泰三家上市公司，当时有人称你是“东北首富”，你怎么看待这个称谓？
范日旭：我个人名下一直没有财产，我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7万元，但是并没有什么可查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不是“东北首富”而是“首穷”。不过，虽然我名下没有财产，但是我管理、可支配的财产的确有很多。
证券时报记者：你今年67岁，如果泛亚信托重整一事得到圆满解决，你是否会像褚时健、牟其中那样，也选择再次创业？
范日旭：我已经将近70岁，现在比较享受每天在家中看书、反思自己、修身养性的感觉，没有创业的想法，也对再次创业不感兴趣。而且在我看来，创业如果是为了赚钱、出名、做给别人看，就没有任何必要和意义。
泛亚信托自2010年5月进入破产程序，历时8年因何久拖未决？在泛亚信托的重整过程中，范日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出狱后的范日旭是否会像褚时健、牟其中等人那样选择二次创业？范日旭在接受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独家专访时，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
“我已经将近70岁，现在比较享受每天在家中看书、反思自己、修身养性的感觉，没有创业的想法，也对再次创业不感兴趣。而且在我看来，创业如果是为了赚钱、出名、做给别人看，就没有任何必要和意义。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3月31日上午，吉林省长春市天空中的雾霾还未散去，户外体感温度仍然较低。在长春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内，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见到了这位在1990年代赫赫有名的资本宿将――范日旭。
站在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面前的范日旭身高在1.7米左右，上身穿一件枣红色T恤，外套一件棕色的休闲夹克，下身穿一条蓝底白格的休闲裤，头发已经花白。如果走在路上，陌生人很难想到这就是昔日的“东北首富”。不过，范日旭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思路清晰，有着非常强的记忆力，接受采访时也侃侃而谈。
“随时去见乔布斯”
受到威胁没有报警
证券时报记者：你在2007年遭到刑拘，2010年8月，因合同诈骗、欺诈发行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虚报注册资本等罪名，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在你提起上诉后，改判为有期徒刑10年。你是什么时候获释的，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范日旭：我是在2017年10月24日刑满释放的，目前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在去年11月份还经历过一次抢救，随时等着去见乔布斯。
证券时报记者：你曾经是资本市场中风云人物，但这些年关于你的新闻并不多，前几天，你的员工在网上发帖称你受到威胁，再加上相关媒体进行报道之后，舆论开始再度关注到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范日旭：我事先并不知情，员工是将帖子发到网上之后才告知我的，不过我对此举措也并不反对。我早就耳闻网帖中截屏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在外面已经转发了几天的时间，但是一直没有人主动转发给我，我是在几经辗转之后才得到这个截屏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
类似被威胁的事件在我身上已经发生过两次，我身边的人也都知道，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在争夺泛亚信托的过程中会有危险。而且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刑法罪名界限不够清楚，威胁容易变成现实。2007年我被刑拘前就曾被人威胁，如果不配合将会以合同诈骗罪获刑。
如今通过舆论曝光之后，相信对方即便有什么想法也会有所收敛。
证券时报记者：在受到威胁之后，你有向公安机关报警吗？
范日旭：我不确定微信聊天记录当中的内容究竟是威胁之语，还是善意的劝告、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报警，而且报警的意义也不大。况且我和当事人也没有个人恩怨，他留给我的印象也很好。
海南农租与泛亚信托
是“父子关系”
证券时报记者：毫无疑问，一切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泛亚信托，我们知道泛亚信托在2006年被责令停业整顿时有5家股东公司，时隔12年后，这几家股东公司现在是什么状况？ 你和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范日旭：在公安机关的调查当中已经向相关公司的股东查明，泛亚信托的5家股东公司都属于我本人，这些股东只是代持，没有实际的决定权和表决权。泛亚信托在2006年被责令停业整顿后，几家股东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财务账簿都被收走，公司也没有人管理，更无人去进行企业年检，导致5家股东公司资格最终被吊销。
证券时报记者：以前，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农租）被认为是泛亚信托的实际出资人，而你是实控人，你现在是否还在海南农租任职？现在你和海南农租与泛亚信托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范日旭：海南农租目前第一大股东是珠海华裕达，2007年我被刑拘时，就是海南农租的法定代表人，在我身陷囹圄之后，也没有更换法定代表人。我是在2013年向海南农租提出书面的辞职申请，但是海南农租的股东鉴于此前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都是由我经手，我在辞去法定代表人后依然被聘为公司顾问，直至处理完海南农租的历史遗留问题之后再做离任审计。
海南农租是我在海南创业时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公司，正是由海南农租才衍生出了泛亚信托、北方五环等，如果海南农租是父亲，那么泛亚信托、北方五环就是儿子。我此前被称为是泛亚信托的实控人，实际上我代表的是海南农租，是海南农租的受托管理人，所谓的实际控制其实就是实际管理。我在管理、控制泛亚信托时的重大问题，例如泛亚信托的高管任命等都要经海南农租同意。
证券时报记者：现在究竟谁才是泛亚信托最大的债权人？
范日旭：海南农租代关联方申报的债权在25亿元左右，所以理应是最大的债权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泛亚信托破产管理人的确认。因此，目前最大债权人仍然是银行。如果海南农租关联方能够被确定为是最大债权人，那么将对泛亚信托重组产生决定性影响。不过，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没被确定的债务在重整后的公司依然可主张权利。
几十家机构
有意参与泛亚信托重整
证券时报记者：当初保留一省一信托，泛亚信托以民营背景被保留下来被看成是奇迹。据悉，泛亚信托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后，有意参与重组的机构有很多，在你看来，这些机构为何看中泛亚信托？
范日旭：正是因为看到了泛亚信托真正的含金量，所以才会有很多机构对参与泛亚信托的重整感兴趣。因为虽然金融公司、非金公司进入破产，但是其无形资产、未来经营再生获利能力非常大，因为牌照稀缺，价值上百亿元。目前市场对于信托公司有一个认可的价格，现在出售的信托公司价格都是在100亿元至200亿元之间。
目前在破产管理人处登记的、有意参与重整泛亚信托的企业和机构有几十家，有意向的企业和机构过百家，直接找到海南农租的企业和机构也已经超过50家。
重整方必须
满足三个条件
证券时报记者：从你的员工发布的网帖内容看，似乎对泛亚信托重整人存在异议，你如何看待参与泛亚信托现在的重整方？
范日旭：我对由谁来重整泛亚信托都不排斥，我们排斥的是不公平的重整。实际哪家公司来重整泛亚信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整方能够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能否获得银监会（注：根据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现在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的认可，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因为一旦不被批准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等待泛亚信托的只能是破产；其次，重整方是否能够满足泛亚信托原股东基本要求的对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方式（约涉及40亿元左右的债务）；最后，重整方能否满足泛亚系员工，如白山航空、北方五环、海南农租等员工的安置、再就业，以达到社会稳定目的。因为泛亚信托破产才导致了泛亚系关联的企业全部停业，涉及到一千多人的就业问题。我作为创业者有义务安置安抚员工，让他们有再就业的机会。
但是现在的重整方提出的重整方案只是解决泛亚信托5.94亿元的债权，没有涉及员工的安置安抚方案，也没有涉及和海南农租及关联方达成谅解。另外，现有的重整方案是2016年提交的，而泛亚信托目前的资产负债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于泛亚信托出现的新问题、新变化也需要重新提出解决方案，所以现有的重整方案已经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重整方案只披露了重整方2014年和2015年的财务资料，没有2016年和2017年的财务资料。
股东方无法选择
合适的重整人
证券时报记者: 2010年泛亚信托即进入破产程序，2017年进入破产重整，今年已经是第8个年头，为什么泛亚信托的破产、重整久拖未决？
范日旭：在我看来，泛亚信托的重整其实并不复杂，两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因为只要从众多有意参与重整的意向企业、机构当中选择出一家愿意百分之百承债的，然后债权人和作为股东方的海南农租及关联方同意，法院根据重整协议和债权人协议，只要进行裁定就意味着重整完成，接下来是报银监会完成一系列的程序即可。
在破产管理人看来，企业进入破产之后，股东权益为0，所以股东没有对重整方的选择权，重整方应该由债权人来选择。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并不对，因为如果股东没有表决权、没有选择权，为什么还要参加泛亚信托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
不可否认，债权人在特定情况下有选择重整方的决定权。例如，只有唯一重整方且重整方的承债比例低100%；或是有多个重整方，重整方的承债比例各不相同，但都低100%，此时选择重整方的权力必然属于债权人。但是目前众多有意参与泛亚信托重整的重整方都可以百分之百偿债，此时债权人就没有权力决定重整方，股东对于重整方的表决和选择权就应该得到体现。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众多愿意100%承债的企业、机构却被挡在门外，股东也不能从这些企业、机构当中选择合适的重整人。
对泛亚信托重整
充满期望
证券时报记者：从现在的情况看，你作为泛亚信托的实控人在本次重整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原本拟于3月22号召开的泛亚信托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是否如期召开了？
范日旭：原定3月22号召开的泛亚信托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推迟到3月30日，我是以股东代表身份参会的。在3月30日召开的会议上，法官在征求与会者的意见之后宣布，鉴于诸多问题在本庭上都没有解释清楚，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建议不进行表决。
一个小插曲是在3月22日至3月30日期间，我曾被要求公证股东、股东代表的身份。但是根据《公证法》的要求，提交公正要有15天的期限，所以这样的要求明显是违法的。因此在我们提出质疑后，又被告之不用再公证股东、股东代表的身份。
证券时报记者：接下来的泛亚信托重整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如果重整失败，泛亚信托会否走破产程序？
范日旭：从大的社会背景来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新时代，在反腐倡廉、加强法制、让每一个公民都能感受到正义的大背景下，恶意的重整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们相信大趋势，公正一定会来到。当然，破产也是一种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毕竟在企业的重整过程当中会发生各种各样不确定的事情，重整成功和破产这两种结果都可能会交替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们可以向成功的方向去努力。如果泛亚信托的重整最终没有成功、甚至破产，那么相关当事方将成为吉林省的罪人，毕竟吉林省要想保住一个信托牌照并不容易。
证券时报记者：你最希望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结局？
范日旭：任何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前途，泛亚信托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对泛亚信托、对泛亚信托的员工有感情，对泛亚信托重整充满期望。
对泛亚信托
负有“很大责任”
证券时报记者：当年你承建体育馆导致资金链出现压力，近而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直至最终发生债券兑付危机，应该是泛亚信托走到今天的最直接原因。即便当时没有人为干扰因素，你认为泛亚信托在当时能够化解危机吗？
范日旭：实际上泛亚信托当时还是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化解危机的，因为当时我们调集资金的能力在数十亿元，泛亚信托发展到后来的结果我有很大责任。我当时的想法是能解决也不解决，因为债券兑付危机是因为我们承建体育馆引发的，进而衍生出三角债问题得不到解决，在当时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为了解决问题就想借机给政府施加压力，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我没有想到的。
证券时报记者：有媒体报道，你在刑满释放之后，已经向最高法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这是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范日旭：我向最高法递交再审申请书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要向法院要赔偿，纯粹是为了我的孩子和那几名被判刑的员工，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无罪的。我一生经商，不想让我的后代子孙提起我时首先想到的是罪犯，那会让他们永远抬不起头。另外，我这次申请再审可能会涉及到当时办案的所有人员，我希望这次再审不牵涉任何人，不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发展，我个人也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对再次创业不感兴趣
证券时报记者：你是泛亚信托的实控人，旗下曾经有北方五环，吉轻工和厦门国泰三家上市公司，当时有人称你是“东北首富”，你怎么看待这个称谓？
范日旭：我个人名下一直没有财产，我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7万元，但是并没有什么可查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不是“东北首富”而是“首穷”。不过，虽然我名下没有财产，但是我管理、可支配的财产的确有很多。
证券时报记者：你今年67岁，如果泛亚信托重整一事得到圆满解决，你是否会像褚时健、牟其中那样，也选择再次创业？
范日旭：我已经将近70岁，现在比较享受每天在家中看书、反思自己、修身养性的感觉，没有创业的想法，也对再次创业不感兴趣。而且在我看来，创业如果是为了赚钱、出名、做给别人看，就没有任何必要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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